中国社会科学院邮件系统 丨
English

《新大众哲学》摘登:荡起幸福人生的双桨(之六)

——人生观与价值观


2016年06月29日 08:09    来 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6月29日第996期     作者:

  三、死归何处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刘胡兰,1932年10月8日出生于山西省文水县。年仅10岁,她就参加了儿童团。1945年11月,刘胡兰参加了中共文水县委举办的“妇女干部训练班”,学习后担任了家乡云周西村妇女救国会秘书。1946年5月,调任第五区“抗联”妇女干事;6月,被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并被调回云周西村领导当地的土改运动。

  1946年秋,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解放区,文水县委决定留少数武工队坚持斗争,大批干部转移上山。当时,刘胡兰也接到了转移通知,但她主动要求留下来坚持斗争。这位年仅14岁的女共产党员,在已成为敌区的家乡往来奔走,秘密发动群众,配合武工队打击敌人。

  1947年1月12日,国民党军队突袭云周西村,刘胡兰因叛徒告密而不幸被捕。她镇静地把奶奶给的银戒指、八路军连长送的手绢和作为入党信物的万金油盒——三件宝贵的纪念品交给继母后,被气势汹汹的敌人带走。在敌人的威逼利诱面前,刘胡兰不为所动,坚贞不屈。她被带到铡刀前,眼见匪军连铡了几个人,怒问一声:“我咋个死法?”匪军喝叫:“一个样。”她大义凛然地说:“怕死不当共产党员!”她毫不畏惧,从容地躺在铡刀下。她以短暂的青春,谱写出永生的诗篇,以不朽的精神,矗立起生命的宣言。

  1947年3月下旬,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转战陕北途中,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纵队司令员任弼时(1904—1950年)向他汇报了刘胡兰英勇就义的事迹。毛泽东问:“她是党员吗?”任弼时说:“是个优秀的共产党员,才15岁。”毛泽东深受感动,为女英烈刘胡兰挥笔题写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八个大字。

  遗憾的是,在紧张的战斗中,题词不幸丢失了。现在所见的八字题词,是毛泽东在1957年烈士就义十周年之际重新题写的。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毛泽东的八字题词充分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对待生与死的态度,典型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死亡观。

  死亡观是人对死亡的本质、过程和意义的根本看法和基本观点。死亡观具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意义。

  谈论死亡,本质上是谈论人生。即是说,研究和认识死亡的目的是指向生存的,是为了人类能更好地生活。从哲学上重视死亡问题,探究死亡问题,思索死亡问题,关键是寻求人生之有限与无限、小我与大我的某种统一,理解不仅人之“生”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人之“死”也同样有其特殊的意义与价值,从而获得生命的自由与死亡的尊严。这是建构科学合理的死亡观的基础。

  生与死的问题,是人生观中最重要、最难解决的问题。死亡现象和生命现象一样,是一种对人来说非常普遍的现象。如果人们不能正确认识死亡,人们的生命就会一直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中,死亡就是伴随人们一生的一个沉重的包袱。

  实际上,有生就有死,无死就没有生,死是与生相对的东西。人作为一个有生命的个体是自然存在物,它与宇宙中的一切生命现象一样,必然是有生有死、有始有终的。任何人的自然寿命都是有限的,而且只有一次。人固有一死,这是任何人都要面临的一个问题。谁忽略了死亡,谁就是对自己的生命不负责任;谁要想消除死亡,谁就要首先消除自己的生存;否定和回避死亡,这样的人生是不完整的。追求长生久视、成仙成佛,不过是一种宗教唯心主义的幻想。

  一般来说,人的死亡有两种层次,一种是肉体生命的死亡,另一种则是精神生命的结束。从自然属性来说,人的肉体生命的死亡是无法避免的,但从社会属性来看,精神的生命是可以延续的。人之所以不同于动物,最大区别就是人不像动物那样,以纯粹自然本能的生命物种代代繁衍而存在,而是以不断地发展自己而存在。这种人的生命的存在就是历史性的存在,就是文化的存在。人类以文化的方式去把握世界,就形成了人的文化世界的生活。

  面对自身死亡必然性的客观事实,人的心灵世界时常会受到一种剧烈的震撼,恐惧与绝望就是这种情感颤动的具体表现。正是基于这种恐惧、绝望的惧死情感,人类衍生出了诸如悲观主义、厌世主义等错误的人生观以及世界观。例如,在叔本华(Schopenhauer,1788—1860年)看来,正因为人必有一死,因此人生不仅是矛盾的、空虚的、无价值的,而且也是十分痛苦的。作为人之本质的生命意志,是一种盲目的欲求和为满足欲求而进行的挣扎,这是导致人生痛苦的深刻根源。叔本华说:“人生是在痛苦和无聊之间像钟摆一样的来回摆动着,事实上痛苦和无聊二者也就是人生的两种最后成分。”

  对待死亡,也有一种积极的、向上的、达观的死亡观。美国小说家海明威(Hemingway,1899—1961年)写作的《老人与海》就表现了这样一种对待死亡的积极态度。《老人与海》描写的是一场人与自然搏斗的惊心动魄的悲剧。老人每取得一点胜利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最后遭到无可挽救的失败。但是,从另一种意义上说,他又是一个胜利者。因为,他从不屈服于命运与死亡,无论在多么艰苦卓绝的环境里,面对死亡,他都凭着自己的勇气、毅力和智慧进行了奋勇的抗争。海明威塑造了一个百折不挠、坚强不屈、敢于面对暴力和死亡的“硬汉子”形象。在这部小说中,他所塑造的硬汉形象表达了一个人战胜死亡的态度。

  同样是死亡,却存在着不同的“死法”。英雄与懦夫、千古留名与遗臭万年的分界线,就往往取决于对待死亡的态度。中国的古训“临难毋苟免”,讲的是气节,也是对待死亡的态度。在各种死亡中,最壮烈最感人的是为事业、为正义而献身,以视死如归的勇气直面死亡。中国古代民族英雄文天祥(1236—1283年)的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可以说是对死的认识的最高境界,是对死的意义理解的通达至极,是以对自然规律与历史价值认识为依据的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

  在现实社会中,对死亡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灵魂的毁灭性与不可毁灭性、人生的有限性与无限性、死亡和永生的个体性与群体性理解的困惑,很多人都会面临。其实,生与死作为生命活动的两极本身就是对立统一、密不可分的,不能片面地把死亡理解为对生命的否定,换个角度来说,死亡也是对生命的肯定,它为生命确立永恒的价值和意义。我们应该把人的有死性和不朽性、死亡的必然性与人生的自由性辩证联结,把个体小我的有限性与群体生命大我的无限性辩证联结。

  人类堪称这个浩瀚宇宙、美丽星球上的一种绝妙的精灵。对于人来说,生命只有一次,生命丢失了就无法再找回来。因此,人类生活的全部意义就在于使这唯一的生命活得有价值、有意义。在个体的层面上,每个人都有唯一的生命,这唯一的生命都是有限的,并且最终都会面临死亡。在这一点上,生命没有本质的区别,最多只是在活的时间长短上量的差异。但在社会层面上,每个人的生命却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社会价值和社会意义。高质量的生命,应该是为社会和他人作出更多、更大贡献;反过来,低质量的生命必定是个人索取大于个人贡献。

  辩证法是理解生与死的钥匙。毛泽东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毛泽东将死称为辩证法的胜利。同样是生,有的生的伟大,有的却苟且偷生;同样是死,有的死的光荣,有的却死的窝囊。“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这是马克思主义死亡观的精辟概括,表达了马克思主义死亡观与以往哲学死亡观的本质区别,是以往哲学家思考死亡所不能达到的境界和高度。所以,人只有正确认识了死亡,认识到死后生命的不存在,确立为人类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才能把生活的重心转移到现实人生的关注上来,把精力放在社会现实中,积极主动地承担自己应有的社会责任,更好地工作和生活,更多地为社会、为人民的利益奉献自己,实现自己人生的价值。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个体有限的生命时间,凸显其生命存在的意义,最终实现生命的最高价值。

  
责任编辑:韩慧晶

本网电话:010-85886805 地址:中国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邮编:100732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 版权声明 京ICP备05072735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