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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因素影响中国古代瘴疠分布
2019-10-1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10月15日总第1793期 作者:张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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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疟疾是由疟原虫引起,以疟蚊为媒介在人群中散播的急性传染病,其中具有致命性危害的恶性疟疾在古代文献中多被称为瘴疠、瘴疾、瘴病等。与一般疟疾相比,恶性疟疾疟原虫的生长发育对于环境温度的要求相对更高。因此,瘴疠在中国多分布于气候湿热的南方地区,总体趋势是范围有所缩小、程度有所减弱。关于瘴疠分布变迁的原因,根据侧重点不同,可将已有观点归纳为气候变迁说、北人南迁说、土著族群影响说。笔者认为,人与自然多重因素,尤其是既包括北方移民又包括南方土著族群活动,引起瘴疠分布变迁。

  气候变迁影响尚待论证 

  龚胜生《2000年来中国瘴病分布变迁的初步研究》(《地理学报》1993年第4期,以下简称“龚文”)是学界较早探讨瘴疠分布变迁的研究成果,其认为历史时期中国瘴疠分布区域逐渐南移和缩小,气候变迁对瘴疠分布产生的影响明显且直接,理由是历史上中国气候历经几次冷暖交替,总的趋势是变冷变干,瘴区的南缩与气候带的南移基本同步。

  对此,左鹏在《宋元时期的瘴疾与文化变迁》(《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中提出了异议,认为其前提与结论都尚需再加推敲,原因是龚文所持的气候冷暖变迁理论是以竺可桢的研究为基础,但这一研究已有多位学者补充修正,并且如果气候冷暖交替,那么疟区也会相应地随之进退,而并非一味南移。

  笔者基本同意左鹏的观点,虽然在环境史研究中,将气候变迁与某种历史现象进行关联是一种新的思路与尝试,但是在缺乏充足证据与科学论证的前提下,这种关联往往只是一种推测,缺乏相应的说服力。因此,气候变迁影响瘴疠分布的说法被提出之后,虽然引起了瘴疠研究者的关注,但并未得到更多的认可与支持,龚胜生在其后的相关研究中也愈加重视瘴疠变迁中的人为因素,气候因素不再是其阐释重点。

  北人南迁贡献广受认可 

  不少学者把北人南迁看作瘴疠分布变迁的最主要原因,但北方移民如何影响瘴疠分布,学者给出的解释不尽相同。

  龚文指出,消除瘴疠是瘴域里的土著无法独立完成的,必须由北方移民完成。其后,梅莉、晏昌贵、龚胜生在《明清时期中国瘴病分布与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2期)中再次强调,北人南迁带动南方开发有助于消退瘴疠。范家伟《六朝时期人口迁移与岭南地区瘴气病》(《汉学研究》1998年第1期)认为,北人南迁更多体现在加速瘴疠的爆发与流行。北人南迁到底加重还是减弱了瘴疠?笔者认为,上述看似截然相反的解释并不矛盾。北人南迁后的初期,由于整体上缺乏抵抗力且人群分布相对集中,患病人数突然增多造成瘴疠传染加重甚至肆虐,但长期来看,瘴疠幸存者在经历一次或多次感染后逐渐形成一定的抵抗力,随着生活环境与卫生条件的改善,北人及其后人所受瘴疠之害逐渐减轻。

  从推动南方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角度出发,北人南迁对防治瘴疠的积极作用得到普遍认可。萧璠《汉宋间文献所见古代中国南方的地理环境与地方病及其影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3本1分,1993年)指出,针对岭南地区南迁北人的特殊需要,唐代开始出现《岭南急要方》等治疗瘴疠的医方专著,同时,仕宦瘴乡的外地士大夫通过传医布药,改变了当地信巫不信医的落后风俗。马强《地理体验与唐宋“蛮夷”文化观念的转变——以西南与岭南民族地区为考察中心》(《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认为,唐宋时期一批士大夫深入西南地区,对西南瘴气由恐惧开始转向不断探讨瘴疫的环境因素与致病机理,有利于对瘴疠的预防和治疗。

  笔者认为,研究北人南迁对瘴疠分布的影响,既要关注整体,也不能忽略局部。除了长时段粗线条的宏观论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个案研究同样重要,如开垦水田、刀耕火种到底在瘴疠分布变迁中扮演什么角色,不能一概而论,而是要结合某一区域的具体情况展开分析。人与瘴疠的博弈是一个长期缓慢且反复波折的过程,在经过多代人的抗争甚至牺牲之后,旧时瘴乡才得以实现“人进瘴退”,最终成为安居乐业之所。

  南方土著族群不可忽视 

  囿于文献有限,关于南方土著族群在瘴疠分布变迁中的作用,以往研究少有提及。瘴疠分布变迁不仅包括地域范围的变动,也包括同一地域内瘴情轻重的变化。云南作为历史时期的重瘴区,直至清代也未摆脱瘴疠的阴影。周琼对云南瘴疠的研究是区域瘴疠研究的代表,其在《清代云南瘴气与生态变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一书中指出,云南瘴疠分布变迁与当地各民族的发展历程及其生产生活方式联系密切,如诸多山地民族对森林的大量砍伐变相削减了瘴疠的生存空间。云南土著族群的生产生活方式由来已久,为何此前未对当地森林环境造成根本性改变,周琼给出的解释是:明清以前云南人口数量尚在环境承载范围之内,而明清以后特别是清代雍乾以降,由于外来移民急剧增加,加之开发力度空前提高,土著族群旧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对森林的破坏力就显现出来了。因此,云南瘴疠分布变迁归根到底是外地移民与土著族群共同作用的结果。

  另外,苍铭《疟疾对西南边疆民族构成和分布的影响》(《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从生物基因角度推测,生活在云南河谷平川的壮傣民族对于疟疾天生有着较强的抵抗力,颇有新意,但是其结论还需要借助生物学、基因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加以论证。

  比起南迁的北人,南方地区的土著族群有着更久的抗瘴经历,在灭瘴过程中贡献了自己的智慧与力量。只是由于文化水平相对落后,这些土著族群在与瘴疠有关的官方史书、诗词歌赋、笔记杂文等文献史料中,往往处于失语状态,其对于瘴疠的记忆更多地以传说、故事、歌谣的形式留存下来,对这些集体记忆进行历史人类学的解读,有助于瘴疠研究的深化。另外,一些关于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医药的研究,也可为解析南方土著族群在瘴疠分布变迁中所起的作用提供参考。

  重视古人抗瘴智慧 

  除上述观点,有些学者还提到北方军队的征战、中央王朝对南方统治力度的深入、改土归流等政治军事活动也对瘴疠分布区域的变迁有所影响,由于这些活动可以纳入北人南迁的大潮中,不再单独赘言。结合疟疾的致病原理与传播特点,笔者认为中国古代瘴疠分布变迁是人与自然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已有的三种学说中,除气候变迁说证据不足外,北人南迁说与土著族群影响说均具有合理性。

  关于未来的研究方向,虽然气候变化对于瘴疠分布的影响尚不明确,但这并不意味着历史学者就不能从自然因素角度对瘴疠分布变迁进行探讨,比如灾害学及灾害史的研究发现:地震、洪水等大灾过后一般都伴随着大疫的发生,而疟疾便是需要重点防治的灾疫之一。自《汉书》列“五行志”记录灾荒以来,官修正史与各地地方志均有对自然灾害的记载,这些丰富翔实的资料从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瘴疠研究文献不足的缺陷。当然,与自然因素相比,包括北方移民与南方土著族群在内的人类活动,无疑才是瘴疠分布变迁的主要因素,其中北人南迁的重要作用虽然得到了普遍认可,但是论证内容仍有待进一步细化与具体,而南方土著族群在瘴疠分布变迁中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体现。因此,今后研究应调整思路,将文献考证与田野调查相结合,在继续挖掘北方移民的作用的同时,提高对南方土著族群所作贡献的重视。

  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已有“疟”字,中国人经历了漫长的抗疟史,积累了丰富的应对经验,并以药方医书或口口相传的形式保留至今。东晋医书《肘后备急方》列举治疟药方时提到了青蒿,“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浸渍,绞取汁,尽服之”,中国首位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就是由此受到启发,利用现代医学的技术与方法,最终成功提取出青蒿素,使全球的疟疾治疗获得了突破性进展。因此,注重中国古人抗瘴智慧的整理与搜集,也应是未来瘴疠分布变迁研究的关注点之一。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王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