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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谊赋作性质再平议
2022-07-04 来源:《光明日报》(2022年07月04日 13版) 作者: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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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谊赋作的性质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权威的文学史著述均予以明确的界定。如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修订本)称:“贾谊是汉初骚体赋的唯一优秀作家”,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称:“西汉前期,在传统的以抒情为主的骚体赋方面取得较高成就的是贾谊”,同样袁行霈主编高教版《中国文学史》亦称《吊屈原赋》是“以骚体写成的抒怀之作”。骚体作为贾谊赋作的赋体性质,是文学史家公认的判断,也是七十余年来认识贾谊赋作性质的基本文学史评价。南朝文学批评家刘勰也讨论了贾谊赋作的性质,《文心雕龙·诠赋》云:“秦世不文,颇有杂赋。汉初词人,顺流而作,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绪。”他认为贾谊赋作源出秦杂赋,与骚体赋并不存在源流关系,迥异于今之文学史评价,该论述在文学史著述里亦“集体失声”。这有必要重拾刘勰评价背后的文学内核及学术理路,进而重新观察贾谊赋作的性质。

  贾谊赋作存世完整者,仅有《吊屈原赋》和《鵩鸟赋》两篇,而刘勰能够整体把握贾谊赋作的创作风格,做出符合文学史实际的赋体性质评价,依据的是《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南朝梁时传本贾谊集四卷。该集应悉数载录《汉志》所著录的贾谊赋作七篇,构成刘勰评价贾谊赋作的文献基础。兹从分析现存两篇赋作入手,尝试理解刘勰“贾谊赋具有秦杂赋性质”的逻辑依据,构建作品创作与文学批评之间历史性与审美性的统一。《吊屈原赋》存在《史记》与《汉书》两种录本形态,两者差异表现在“兮”字的分句位置有不同。如《汉书》录本该篇前半部分,若不计只起语气舒缓作用的“兮”字,基本为整齐的四言句,《史记》录本则有着楚辞式的长句。再看《鵩鸟赋》,《汉书》录本通篇基本属无“兮”字的四言句,《史记》录本则四言句附加“兮”字特征,连同《吊屈原赋》的楚辞体长句均容易造成属骚体赋的印象。作品文本的不同面貌,或关联文学史评价的定性,研究古代文学宜需留意。《汉书》录本合乎两赋原貌,四言句式与楚辞视域下的骚体赋还是有着明显的创作体式分野。另外,两篇赋作都重在说理,《文心雕龙》评价《吊屈原赋》“体同而事核,辞清而理哀”(《哀弔》),《鵩鸟赋》亦“致辨于情理”(《诠赋》),如袭用或化用道家著述《老子》《庄子》《鹖冠子》里的语句,这就与骚体赋的抒情传统形成作品旨趣的分际。刘勰界定贾谊赋的秦杂赋性质,内在理据当即贾谊赋作的四言句式特征和言理特质。再结合《汉书》贾谊本传,他曾得师事李斯的吴公的提携,也是赋作具有秦文学影响的注脚。

  何谓秦杂赋?秦杂赋最早见于《汉志》,“诗赋略”第三类“孙卿赋”十篇之后即著录“秦时杂赋九篇”。秦杂赋的亡佚,给文学史家把握其创作面貌和文学史意义留下缺憾。刘勰的论述,还原出秦杂赋的创作具有四言句式特征,内容则以言理体事为旨归。相隔不同时空的文学,总是因偶然的关联而获得崭新的体认。现存的李斯刻石文辞恰为四言句,形式上继承《诗经》的影响;而书写内容乃铺陈秦始皇的威严和功绩,正如顾炎武所称:“秦始皇刻石凡六,皆铺张其灭六王并天下之事。”(《日知录·秦纪会稽山刻石》)这意味着刻石文辞,实际具有赋体属性。再者李斯著述《苍颉》七章,从现存汉简残文来看似应亦属四言句。另外出土的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北大藏秦简《酒令》都是四言体的创作,特别是《酒令》,由于秦代已不存在宴会赋诗的风尚,表演功能的退化使得文本的赋诵属性凸显,具备赋体性质。此类四言体创作,似可视为广义层面的秦杂赋范畴。甚至类推春秋中晚期创作的《石鼓文》,以四字一句的诗体形式,记载秦国君臣畋猎游乐之事,尽管是诗体,或也可追溯为同属四言体的秦杂赋的源头。再结合《汉志》秦杂赋著录体例,荀子赋作与秦杂赋相并列,不仅印证其赋体性质相同,而且还意味着两者之间存在渊源关系。而现存的荀子《赋篇》,恰亦与上述秦人作品同属四言句式,提供了观察秦杂赋创作的又一文学标本。《赋篇》与《诗经》四言诗体式一脉相承,称之为古诗亦无不可;但既然以“赋”名之,表明它不再具有音乐功能,而是用于诵读的案头创作。再者,《赋篇》旨趣在于体物寓理,表明它与骚体赋是性质不同的创作。章炳麟曾总结道:“屈原言情,孙卿效物。”(《国故论衡·辨诗》)褚斌杰也认为《赋篇》是继承《诗经》“言志”传统的“托物言志”(《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赋篇》的创作旨趣和文本功能,均具有北方文学特质。

  《赋篇》何以名“赋”?恐怕在于文学追求层面的铺陈“趣味”的出现,即从不同的角度对同一对象进行繁复的多面向的书写,孕育出赋与诗各自有别的文体畛域,文本功能随之不同,产生诗赋分途。由此不难理解《汉志》所称的“不歌而诵谓之赋”,以及班固《两都赋序》“赋者,古诗之流也”的说法。这就引申出中国赋体文学的再建构,即赋存在北方和南方两条流脉,北方赋导源于古诗,逐渐呈现体物叙事的铺陈化倾向;南方赋则以骚体为代表,形成中国文学中赓续相承的抒情传统。李零即称:“汉赋按地域风格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南赋,即从楚辞体发展而来的汉赋;一类是北赋,即从《诗经》体和成相体发展而来的赋。”(《兰台万卷:读〈汉书·艺文志〉》,三联书店2011年版)赋予赋体文学史以崭新认知,也诠释出《诠赋》篇的隐藏意蕴。

  贾谊赋作的文学史意义,就在于不脱秦杂赋的文学传统,但又融合骚体赋的创作特征,从而建设包容的探索的又具有新声意义的汉赋,此亦即其赋体性质。文学史家更多看到了贾谊受到南赋影响的一面,即依据形式上的“兮”字和部分的楚辞体句式,而将之归入骚体赋的范畴。以《鵩鸟赋》为例,实际所谓的骚体赋影响,仅在于增益“兮”字,而其创作质素仍属源出秦杂赋的北赋风格。由此也应该一并提到孔臧创作的《杨柳赋》《鸮赋》和《蓼虫赋》,此三赋都是主体的四言句式,皆以一物之名作为篇题,又具有一定的说理倾向,与《鵩鸟赋》乃至《赋篇》何其相似,都是继承秦杂赋风格的创作。三赋的句式不具“兮”字,表明未受骚体赋的南赋影响,是比较纯粹的北赋创作。当然《杨柳赋》稍变其体,即在四言句式之外又辅以六言句式,按照徐复观的观点,“以四字一句为基本句型,而加入若干散文因素到里面去”(《中国文学论集》,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吊屈原赋》略显复杂,在于它吸纳了骚体赋的句式,又保留着四言句式的秦杂赋特征,文学史家称:“汉初骚体的楚辞逐渐变化,新的赋体正在孕育形成,故贾谊的赋兼有屈原、荀卿二家体制。”(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修订本)敏锐地指出贾谊赋作有荀子《赋篇》的体制特征,是相当精辟的判断,也是其他各家文学史著述未曾抉发的精义。却又称:“贾谊的赋在形式上,趋向散体化,同时又大量使用四字句,句法比较整齐。这是新赋体的特点,显示了从楚辞向新体赋过渡的痕迹。”稍显矛盾,既然承认贾谊赋作继承《赋篇》四言句式,那就意味着它不完全等同于楚辞体,为何又言以楚辞体为基础而向新体赋过渡?再说,所谓“新体赋”乃主要就四言句式而言,实际承自创作在先的秦杂赋及《赋篇》,“新体”又何在呢?何况从枚乘到司马相如,都未继承贾谊四言句式的赋体创作,它们才属于汉代的“新体赋”。这意味着,只有准确理解贾谊的赋作性质,才能比较妥当地界定贾谊在汉赋发展史中的文学地位。

  这也提示,《文心雕龙》所做出的有关作家作品的文学评价,宜给予足够的重视,并加以细致解读。因为汉魏六朝时期绝大多数的作家作品流传至今者,基本是整体缺失后的残篇零帙,以此局部为依据而欲做出符合实际的文学史判断是不太容易的。有鉴于此,汪春泓提出“文学史当返归刘勰”的见解(载《古代文学前沿与评论》第一辑),值得古代文学史研究者认真地思考。

  (作者:刘明,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崔岑